本文作者：吴怼怼

在新冠疫情的防控当头，尽管全国上下陆续迎来复工潮，但由于封城、封路、封小区的普遍执行以及对员工聚集传染的顾忌，线上远程办公成为一些企业不得不接受的选择。

这带来很多问题。协同软件的崩溃只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员工私人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界限被模糊，一些人24小时待命，从996变007。而企业管理者因为无法看到员工在做什么，又产生了新的信任危机。

图片来自@上海地铁

这里有五个人的复工故事。

同样需要做实验，但高校科研民工和国企员工面临着不同处境；尚未拿到复工证明的房地产企业，策划部门还能推进工作；愁云惨淡的线下演出行业，复工后反而变得更加忙碌；被认为迎来意外风口的线上教育，员工的频繁加班是否真的对应行业的繁荣？

01

1月23日前后，线下演出行业陆续发布延期/取消演出的通告，同时告知观众退票流程。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1月-3月，全国已取消或延期的演出近2万场，直接票房损失已超过20亿元。

损失是逐渐加重的。

王利发所在的戏剧行业，业内第一批通告如今看来相对“乐观”，取消演出的波及范围基本只到2月中旬。

但随着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一些3月中旬的演出也被取消，甚至还有演出商取消4月份的演出，一些延期的演出选择先退票，后续开票再做宣传，因为谁也不知道延期会延多久。

2月12日，上海发布的第二条集中公布一些退票信息

春节后第一周的复工理应迎来全面萧条，摸鱼或许是常态，但王利发有所在的部门却陷入忙碌——忙着处理退票事宜。

外行看来只是“原渠道退款”一句话的事，但实际操作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以往引以为豪的多渠道售票成为了问题的来源，除了自营渠道如微店、官网、淘宝之外，王利发的领导们在正式复工前就在跟各个售票渠道沟通商讨，最终决定谁卖票谁负责退款，好在每个渠道都有各自划分出来的票版。

一些演出购票的app

同时，由于涉及到票务转卖，购票人申请退票与实际持票人申请退票，又是两种方式。此外，还有溢价购买可能产生的纠纷问题。

为避免交叉感染，王利发所在的部门要求员工分批上班，一些人在公司，一些人在家里远程，但面对如此复杂琐碎的情况，无法面对面交流无形中增加不少沟通成本。

按照操作流程，部门需要先将购票订单与退票申请一一对应，然后通过人工用打电话的方式核实身份、购票方式、票面信息、付款账号等，比如支付宝转账退款就需要对方的真实姓名，接下来才是走财务流程。

上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退票，还要追溯到2003年的非典时期，可情况今非昔比。

王利发解释说，“一是部门没有人有经验，或者当时并不负责这方面的业务，二是2003年的退票方式相对单一，所有人在疫情过后持纸质票退款就好。如今涉及多渠道和多种付款方式（信用卡、借记卡、支付宝、现金等），情况就变得异常复杂。”

无论是餐饮还是旅游，在疫情过后都会迎来一定程度的“补偿性消费”，但线下演出其实不会有“扩大再生产”的机会。演员的时间、档期是固定的，场地排期往往排满，一些热门剧场甚至已经把项目排到一两年后。

对于国内已经立项的剧组来说，参与演员越多的组越难重新攒起来，而于流程规范、档期全满的国际巡演项目来说，取消一站演出，后续也不太会有空余的档期进行弥补，同时国外团队对健康安全会更加谨小慎微。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3月、4月或者说整体上半年的演出项目。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人都不敢买即将开票，或是目前没有受到影响的下半年剧目。

观众的顾虑很多，能否如期开票是个问题，购买后会不会又要延期或者取消，如果正常上演自己敢去看吗？

在正常复工的第一周，王利发的部门，没有人有时间考虑下半年演出项目的销售。

02

2月3日，北京不少企业已经开始云办工，吴星纬的一些同事在1月底就陆续回到北京，在家办公。吴星纬没能及时返回，只能在老家远程办公。

疫情当下，线下教培机构不得不将业务转到线上，很多机构都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而原本就有线上线下两块业务的平台，一方面在把线下付费课程转移到线上，另一方面则把原本付费的旧课程设置为免费，一些新课程也免费推出，尽管筹划阶段它们是付费的。

一些推出免费课程的教育机构

作为公司在线教育的一员，吴星纬在春节期间就在做一些零星工作。正式复工以后，他们被要求用钉钉在9:30之前外勤打卡上班，晚上18:30之后打卡下班。

实际上，吴星纬连简单聊一聊的时间都是硬挤出来的。错过晚饭前的20分钟空闲，下次跟他取得联系就要等到晚上9:00以后。不过，这种忙碌对于于吴星纬是一种常态，并非疫情所致。

在线教育总体迎来巨大流量，具体却还要再看细分领域，这次疫情下，K12业务是主要受益方，但带宽费用、课程内容、课程体验等多个环节都面临着巨大考验。

吴星纬所在的组负责出国留学课程的设计和上线，一切都算常规。这跟其特殊性有关，比如出国留学一对一课程，线上的性价比就远高于线下。当线上本身是主要选择时，当下流量的增长就并不明显。

吴星纬的忙与不忙，取决于项目，时间不定。在线教育的员工流动率很高，尽管部门一直在招人，但也同时在走人，像一个同时进水和放水的水池，他这两天看到一位同事的钉钉状态写着“离职交接中”，就知道又有人要走了。

如果只论工作内容，吴星纬完全可以远程办公，但因为负责课程反馈，涉及与其他部门的沟通，远程工作确实降低了效率，他无法以“现场监工”的方式敦促技术解决需求。

但该开的会一个都没有少，时间也并没有缩短。

03

在各行各业的复工复学计划中，学校往往是最保守的。

没有任何学校能够承担得起学生聚集下的巨大风险和舆论压力。一些省市推迟到2月下旬，同时表示还要“视情况而定”，有个别省市直接推迟到3月。

中小学校基本选择将教学转向线上作为过渡方式，教育部希望“停课不停学”不要增加师生负担，但具体实施起来又是另一回事。

对于高校来说，面对面讲课效果都难保证，更何况线上课程，但哪怕是水土不服也影响相对有限。一是有足够长的暑假可以尽力弥补，二是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升学压力，三是“教学”并非高校唯一的核心，尤其是研究生阶段。

作为一名即将在今年6月毕业的理工科研究生，田宁好在已经做完了实验。

除夕前后，田宁所在高校的行政给所有老师以群消息和邮件的方式通知，没有特殊情况不允许学生提前报到。

几乎所有老板——理工科学生常常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都非常默契地无视了行政的通知，被再三敦促后，老板们才给学生传达了注意安全，少出门、做好防护的通知。

跟一些同学私下交流后，田宁发现，没有老板明确说出“不要提前返校”。直到一天后学校发布正式通知，告知所有学生都不得提前返校，一些老板才不情不愿地转发了学校的通知了事。按照惯例，研究生通常会提前半个月返校。

在田宁看来，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会因为这一个月无法返校而延毕。但当老板们不高兴，认为自己失去一个月免费劳动力时，就会有人受到影响，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

田宁解释说，“毕业分两个大块，即和毕业论文、答辩有关的毕业证，与学位有关的学位证，学位一般都是修学分，但是很多学科会有一个在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要求。”

理工科学生通常负责实验内容，挂第一作者，导师负责把关，挂通讯作者，大多数情况是学生写完老师改，然后投稿。

疫情主要影响的就是实验这个环节。

首先，文章没投递之前，导师会提一些意见让学生修改，如果涉及到补实验，会被耽搁。其次，审稿人的意见回来之后，往往也需要补实验，所以也会被耽搁。而投稿一般从投到、修改到返回正式接收，顺利的话要1-2个月，部分期刊效率低，周期可能要半年。

毕业论文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很多高校都很人性化地延迟了提交时间。客观来说，推迟流程并不意味着会影响毕业，田宁强调，这里有个“但是”。

对于博士来说，毕业答辩的时间往往是提前的，学位一年四个时间节点，3月、6月、9月、12月，如果要申请6月份的学位，3月份就要提交论文，然后盲审，大概4月会有结果。

通过组织答辩，6月份拿毕业证、学位证，预留的时间还是比较充分，“但是”就在这里出现，“很多导师就可以以此（疫情）为理由，去延毕学生，或者强行多留学生在学校几个月到半年。”

也就是说，程序可以正义，但不可控的最大因素在于导师。

比如北大最近发布了33条问答，也对实验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04

同样需要做实验，国企员工陈优乐也陷入了困境。

尽管家乡并非重点疫区，但由于封城、封路以及高铁停运30%带来的运力困难，陈优乐在2月2日只能买到2月9日返回上海的车票。

领导最开始对于“最早9日返回”这件事并不开心，因为返回上海还需要在家隔离几天才能去公司办公。但很快，陈优乐的“最早”又被意外延迟。

这家国企为员工提供公寓，但却害怕担责，因此告知外地员工返回后无法入住。公司行政试图联系酒店，但一时没有正式结论，陈优乐不敢贸然行动，只能选择留在家里。

正式复工后，公司发放了内网VPN，但这对于需要硬件支持的陈优乐所在的组来说，并没有太大意义。

越临近正式复工，陈优乐收到的通知越来越多，但往往是朝令夕改。比如公司先是要求每组1/3以上的人进公司上班，一天后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人，并且这位值班员工必须得开车上班，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

2月10日，上班第一天，陈优乐收到了一张到岗同事发来的照片。公司食堂被改成考场上单人单桌的模样，也根本不需要分时段用餐——以往能从窗口排到门口的队伍消失不见，放眼望去只有3个人在吃饭。

2月12日，陈优乐返回上海，住进了公司统一安排的酒店，自行隔离14天，陈优乐开玩笑说，“这是在给酒店送温暖，他们现在估计都没有生意。”

并非所有公司都有这样的“大手笔”。

刘彦婷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大本营位于杭州。在全国飘红的疫情版图中，浙江则是重点疫区。

公司要求员工返回，但员工想回也没有那么容易。

2月6日，刘彦婷收到公司通知，要求10号返回杭州，在家办公一周到两周，再视情况而定。

其实刘彦婷所在的策划部门，主要工作就是写PPT，疫情的唯一影响只是不能去线下调研而已，其他都还好，尤其是春节期间又接了一单。

刘彦婷租房所在社区告诉她，不要返回杭州，如果一定要回去，必须要有政府审批通过的复工证明，同时需要配合接受居家隔离14天的规定。在此期间，房门上锁，物业帮忙递送外卖、蔬菜等生活用品。

询问hr后，刘彦婷得知10号之前肯定拿不到复工证明。

公开文件显示，企业想要获得一张复工证明，并非易事。截止到2月8日晚上12:00，杭州市共有29814家企业提出申请，最终核准数为162家，这个比率只有0.54%。

根据《杭州市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导则》，服务业企业中的房地产相关企业在2月20日起，达到防控条件后才能复工。

2月10日，复工第一天，刘彦婷开了一个视频会议——所有人包括领导在内都没有打开摄像头。

这个会议一共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半，但刘彦婷说，已经比过往的会议短了很多——这也许是在家办工最意外的收获。

本文作者：吴怼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