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祎

　　作为一个被允许也习惯于在家工作的人，我已经未踏足办公室数月之久，这是新创的记录。窗外灌木丛阻挡不了的球场人声、京剧和红歌，成了办公日常BGM。

　　我是居家办公的典型实践者。如果不是这次疫情，也很难令我对自己的工作模式产生任何反思。一台电脑、一根网线足矣，有什么理由非要去办公室呢？

　　西方建筑历史学家认可的最早办公建筑是美第奇家族建于1581年的乌菲齐宫（Uffizi）。这标志着人们开始在特定场所进行工作。无论是出于效率、往来便利还是“看起来更为专业”的考虑，办公室成了“办公”的专门场所。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城市中，商业办公楼林立，集中工作模式进一步确立，整齐划一的办公桌或隔间不仅让空间看起来井然有序，也以泰勒管理思想为宗规定着每个人的行为和关系。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每日往返于办公室和家庭之间，生活节奏不再因循自然规律。如同精准运行的机器一般，办公室里的打卡机是切换心理状态的开关，发出配置时间和注意力的强大指令，与此同时将人的生活从空间和精神上分割成两个部分——工作生活和私人生活。

　　在工业社会的“白领工厂”里，工作模式的设计是为效率服务的。经济内在的动能使得这种效率导向愈演愈烈，甚至一度因过于排挤人的幸福和尊严而被指责为“异化”的根源。

　　回归家庭工作，看似并不吻合工业社会发展的自定义方向，所以也仅仅是在某些角落或群体中偶然现身。二战后美国家庭主妇为了贴补家用，向邻居推销特百惠产品的同时兼顾家庭责任。20世纪末，散居在纽约、伦敦和巴黎的艺术家、工艺师回归中世纪传统——在家工作，可能只是为了省去工作室的高昂租金。

　　直至小型化计算机和数字通讯技术的出现，才使得居家工作成为大众的可能选择。现代意义的远程办公出现在1979年。为了减缓主机拥堵问题, IBM在Santa Teresa实验室启动了一项超前于时代的远程办公试验，将终端机放置在员工家中。到2007年，这家公司的远程员工比例增长到了40%。

　　如果说发端于乌菲齐美术馆的数百年办公室历史代表了人类工作方式的现代化进程，那么数字化远程办公标志着后现代社会的工作模式。

　　数字时代的远程办公

　　信息技术为人类的沟通和交流而生。随着技术在拉近距离这方面的表现愈发出色，远程办公迎来了白银时代。

　　从员工个人角度而言，灵活选择工作地点、时间，意味着可以在更为舒适的环境中工作，协调工作与照顾家人的矛盾，更好平衡工作与家庭。远程办公，体现的是工作自主权。34%的美国人愿意降薪5%来换取这种权力。远程办公也是年轻一代的偏好。千禧一代和X世代更愿意将工作视为个人的生活状态，而非用于换取酬劳的任务。有没有选择权，能否从工作中获得快乐，这是人类自工业时代以来的重大心理变化。因此，快乐指数高出29%的远程办公模式自然受到拥护。这透出了一线曙光，工作本身所带来的恶感和被异化感将有所减缓，“我工作我快乐”终于可能成为肺腑之言。

　　对人性洞察较为敏锐的某些公司走在了前面。他们积极拥抱灵活、多元的办公模式，逐渐弱化对固定工作的刚性要求，在制定更为宽松的远程办公政策方面你追我赶。远程办公友好型公司不仅更容易招募人才，也建立了公众瞩目的正面形象。在一种类乌托邦情绪的渲染下，远程办公成了理想型工作文化的代名词。

　　显然，并非所有企业都看好这种模式。2018年有44%的全球化公司不允许远程办公。即使在被认为对远程办公更为友好的高科技行业中，也是冰火两重天。2013年2月，雅虎CEO Marissa Mayer对12000名员工发出停止远程办公的最后通牒，一时间物议沸腾。而IBM的巨大反转更能体现企业对于远程办公的爱恨交织。2017年的IBM，40%的员工维持远程办公已达十年之久，突然之间，数千员工必须重回办公室。当拥趸还在引用IBM发布于2014年一份白皮书中的字眼——“远程办公员工工作效率更高，更为忠诚”，这一急转让他们措手不及。从积极推动者到自我否定的决然转身，留下的是各种狐疑和猜测。

　　对远程办公最大的诟病，是效率低下。2014年，美国专利局的一项内部调查为雅虎、IBM的反转提供了依据。调查显示，远程办公员工经常谎报工作时长，且工作效率堪忧。虽然有人指出政府部门做派导致的问题不该由远程办公来背锅，但“你在身边我才安心”的心态，依然令不少管理者对远程办公敬而远之。即使公司有政策，也只有56%的管理者会允许员工远程办公。

　　此外，不利于员工间情感和知识交流也是远程办公的局限。缺乏非正式沟通，员工很难有机会相互学习促进、通过头脑风暴激发创意。饮水机效应(Water Cooler Effect)被认为是集中办公模式有助于创新的一种机制。员工们在饮水机旁不经意的闲聊，不仅培育了办公室八卦，更是联络感情、迸发创意的好方法。而远程办公剥夺了这样的机会。再者，远程办公中临场感和社交线索被极大程度削弱，相互支持、鼓励、分享、共情、默契等一切美好的人际交往也被打了折扣。虽然我自己及合作者的一项研究证实社交媒体能够在情感互动方面有所助益，但虚拟茶水间能否取代真正的饮水机，还是个未解的问题。

　　疫情之下的喧嚣

　　如果不是这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远程办公与传统工作模式之间的角力也许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当疫情蔓延，突如其来的“黑天鹅”让很多公司猝不及防之下，不得不借助远程办公作为应对之策。包括IBM在内，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快速响应，重启对他们而言并不陌生的远程办公政策。金融领域也紧随其后。摩根大通在最大的业务部门——消费者银行业务进行远程办公测试，并颇有深意的将其应急方案命名为“肯尼迪计划”。

　　远程办公背后的技术和服务提供商成了这场灾难中罕见的获益者。中国3亿人集体远程办公，估计让微信、钉钉们倍感基础设施高压的同时，也享受着零获客成本下用户倍增的狂喜。一个月之后，中国市场的喧嚣也在大洋彼岸得到了回应。美国股市正在经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至暗时刻，而提供远程会议服务的科技公司ZOOM却逆市暴涨超20%。同样，云计算市场也被认为能免受此次疫情的负面影响。有人预期这个据Gartner预测具有两千多亿美元规模的市场会有更好表现，就如同2009年整体软件市场收缩3%的情况下云CRM提供商Salesforce的销售收入增长了21%。

　　投资者始终慧眼独具，傲立船头。投资机构MKM Partners适时推出“宅经济”（Stay at Home）指数，当然包括ZOOM等远程办公概念股。

　　技术和金融市场上的喧嚣似乎说明，2020年春是远程办公迎来黄金时代的拐点。

　　疫情之后何去何从

　　当前需求的爆发让远程办公以突破常规的方式获得了打出全垒打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烟火还是未来工作的新常态？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远程办公将带来一场工作文化的深远变革？过去三十年的远程办公历程又能提供哪些经验，能使得我们在这次突发性应急中更为从容？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满足人性需求的同时保持效率和协同，是当前这一轮挑战赛的圣杯。人作为生产者，其主体性和个性化要求开始凸显，但却可能带来效率的降低。以往集中模式下长期形成的管理方式和文化需要调适，才能应对这种分布式变化。沿用集中办公时的管理模式，可能只是适得其反。没有内在激励，而仅靠远程打卡， 也难怪员工抱怨“996变成了007，我的手机很‘惊喜’”。

　　协同是大规模分布式工作的命门。大多数生产活动都非单一个体所能完成，而是基于无数个体、环节经精密设计后形成的链式体系。每个人都是网络中的节点。个人远程办公，需要其他人员的协同和支持。物理空间上的分离和大范围的分布，无疑对人类工作的网络协同和合作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人们经历过办公室的短暂远离，也许会从一个更深刻的角度去理解工作及工作中的自我。

　　（作者王祎为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